论刘备、宋江和唐僧的醇儒化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下分别简称《三》、《水》、《西》）这三部产生于元末明初及明中叶的通俗小说，其位居领袖和统帅地位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有德而平庸”的模式：不论是作为蜀汉集团领袖的刘备、水浒英雄组织者的宋江，还是作为取经集团领袖的唐僧，均表现出这一特征。虽然刘备、宋江和唐僧忠孝两全，仁义兼备，都是各自所属集团的道德领袖，但他们在智慧、力量和军事技术等方面的表现，以及文本的生动性、复杂性和文学感染力等方面则都弱于他们的属下，显得平庸、无能。正如俗语所言：刘备文不如孔明，武不如关、张、赵；宋江文不如吴用，武不如鲁智深和武松；唐僧相比较于孙悟空，更是不能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鲜活生命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刘备、宋江和唐僧，而是听命于他们、被他们所支配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武松、鲁智深和孙悟空等英雄群像。

而事实上，刘备、宋江和唐僧既是文学人物，又是历史人物，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宋江是一个具有浓厚“强盗气”、充满力量感的盗跖式的英雄，而唐僧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宋江和唐僧为什么普遍失落了人物的英雄气概而被塑造得“有德而平庸”，以至于其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竟然大异其貌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概而言之，应该说刘备、宋江和唐僧形象的“有德而平庸”，正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进行“醇儒”化的结果。

一、“醇儒”化的由来

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是一种“重伦理”的儒家精神。在儒家精神的主导下，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的社会主导心理。受这种心理的支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礼教道德为中心，强调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孝敬父母、忠君爱国作为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一种重礼制的伦理道德型文化。千百年来，这一思想精神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作为一种自律性极强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并左右着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学自然深受其影响，明代小说家也不能例外。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精神影响着明代初中期的小说背景和小说家的创作动机，使得后者在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带有更多的倾向性。

宋代理学的兴起，又进一步在意识形态领域使重德观念得以强化。重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根本。与此相联系，它在对待德道与力量、道德与才智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

北宋以后，随着封建汉唐盛世的不再，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开始弱化民族个性。与之相适应，在社会思潮方面，便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最高目标，提出“醇儒”式的理想人格。“醇儒”的本义是学识精醇的儒者，《汉书？贾山传》言“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即是此意。在这里“醇儒”的意思则是只重视儒家道德修养的儒者。历史上，自孔子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后，儒家便轻视功业而重视道德，甚至把“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也仅仅统一到“厚德”即进德修身方面。程朱理学更是把“醇儒”作为理想的人格追求，在全社会大力加以提倡，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提出“内圣外王”。

明朝初年的理学氛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醇儒”为理想人格的儒生们“不知职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如同泥塑”。这样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似乎人生来，不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而程朱理学提倡“醇儒”人格、对道德的崇尚本身正包含着对才智的贬抑和排斥。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这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

刘备、宋江和唐僧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创造出来的。当时理想的君主形象、最高层次的英雄，正是像刘备、宋江，当然也包括像唐僧这样“有德而平庸”的人物。因此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三部书的作者为了把刘备、宋江和唐僧写成忠孝两全、仁义兼备的“醇儒”式道德完人，他们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竭尽全力用儒家的伦理纲常对刘备、宋江和唐僧进行“醇儒”化，也就是主观上一厢情愿地拔高和净化，想方设法把他们塑造成能充分体现儒家伦理的道德领袖。但让作者始料不及的是，经过拔高、净化处理的三个人物形象不仅没有丰满鲜活起来，反而更加干瘪、苍白和平庸。

二、刘备的“醇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