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监督系统发达：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

传统中国为帝制，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要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并不像孟德斯鸠所认为的“一个单独的个人根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论法的精神》），即便被公认是专制皇帝典型的朱元璋，也深切认识到“纲纪法度，为治之本”。

被现代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重视德行考察。因此，传统中国的律法是从道德规范引申而来。

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12345下一页计划供应征购农村粮食供应城市居民

“1953年前，我们自己种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但到了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了，余粮只能卖给国家。”今年76岁的老人梁传达回忆起建国初的那段岁月，并不清楚当时政策为什么一下子就变了。

事实上是，1953年粮食歉收，东北等主要产粮区减产70亿斤。收支相抵，全年出现40亿斤赤字。全国各大城市粮食缺口，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上海出现大米抢购风潮，全国经济波动，人心不稳。

当年10月，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调整内部关系。于是，几个新名词诞生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梁传达家当时种5亩地，水稻亩产八百斤，“好像一年要交200斤的公粮，我们那里是丘陵，不用鸡公车，都是我和父亲用担子挑着去。”在此之前，交完公粮，剩下全家5口的口粮，余下的粮可以卖给私人，换些钱应急、置办家用等。“但是1953年之后，队里会核实每家的人口、粮食产量，计算好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和应交的公粮，剩下的部分则必须卖给国家。”当然，国家的统一收购价是远低于原来市场价格。 12345下一页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设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12345下一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总之，言官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科举渐成定式，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

言官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

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能够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12345下一页

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比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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