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三案”，南明士大夫临死不忘窝里斗，明亡于党争真不虚

大家都知道，在明朝晚期，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事情虽然并不复杂，然而“盈廷如聚讼”，对大明产生不小的影响。殊不知，在1645年，仅仅存在了一年的南明弘光小朝廷也发生了三个案件，引起了不小的内斗，严重削弱了弘光朝的凝聚力，为其快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1644年，崇祯帝煤山上吊而亡，当时究竟让谁当皇上，明朝遗臣出现了两个意见。马士英等人主张立老福王之子朱由崧，东林党人拥立潞王朱常。最终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弘光小朝廷。 但这也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越演越烈。果不其然，一年之内，小朝廷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三大案。

首先是大悲和尚案。

1644年12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假做和尚。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并且口口声声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帝更是气不过。君臣上下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他才招供“我本大悲和尚，在苏州出家，只不过想乱中取富贵”。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将大悲处斩。

假太子案。

1644年12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分，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方后，高梦箕立刻密报弘光帝，同时派人把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半是保护，半是软禁。这位小爷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

1645年3月，这个少年被交付锦衣卫看管。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弘光朝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的并不止一个，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识；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往认，互相也不认识。又令大学士王铎等辨认。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样，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假太子。王铎又问几个问题，例如“案几之上，平时所置何物？”之类，假太子回答不出，呆在当场。忽然，这位年轻人下跪，泪流满面，招供说:“小人名叫王之明，乃驸马都尉王的侄孙，南逃途中，遇见穆虎，他教唆我冒充太子，本来是想到各地方的官员处敲诈些钱财……”假太子案水落石出。按说案情清晰，但南京城里却依然如鼎沸扬汤，很多人坚持认为不是假太子。

童妃案

1645年，河南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批驳道：“朕前后子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按明朝典制，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不可能又有什么“曹内监”为她举行册封礼。这个童氏完全就是个假的。

其实这三案的真伪极好辨别，但当时却弄得沸沸扬扬，很多老百姓都认为太子是真的，童妃也是真的，弘光杀他们就是要灭口。后人也往往把“正人君子”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当作信史来读，不仅误认为“北来太子”是真，还深信“童妃”也是弘光帝“原配”。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背后都是因为东林党、复社一系的人四处煽风点火，大造舆论的缘故。正在于东林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这三案里面都隐含着否定弘光政权正当性的缘故。黄宗羲当时做得更过分，他甚至影射弘光帝本人都是奴仆假冒的，弄得人心浮动，使动荡的局面雪上加霜。

人们常常以为东林党人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有之，但混迹其间追逐名利的人也不少。东林党人往往以“道德完人”自居，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制造舆论。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党羽的利益；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并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们的政敌赞同这件事情。他们当中的骨干分子为夺取权力往往采取阴谋手段，热衷于争吵是非，并且对国家毫无建设性的贡献。反清义士夏允彝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在误国方面，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蔑视并且坚决反对的政敌。

南渡三案，不过是当年党争的延续。当时清兵大军压境，永历朝廷朝不保夕，这群人还不知道团结一心，共御强敌，反而内斗不休，争权夺利。戴名世曰：“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这些以“道德模范”自居的东林党人最终又怎么样呢？有一些报国而死，但也有很多人，全无国家、民族、是非的观念，先降大顺，又降满清，甚至充当了带路党，成了民族罪人。或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良禽择木而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