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官渡之战”中曹操到底赢在哪儿？

正史上，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

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

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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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是历史小说《杨贵妃》。1924年，鲁迅应西北大学邀请到西安讲学。鲁迅当时的想法是沿途好好考察，回来后完成长篇小说《杨贵妃》。关于这个写作计划，鲁迅曾多次向许寿裳、郁达夫等人提及。但是，等鲁迅从西安回来后却说不写了，理由是他到西安后发现西安的天空已经不是唐朝的天空了，艺术感觉全都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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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

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举军而袭其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

回到现实中，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窃以为不外乎两点：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用事实左右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希望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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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

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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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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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

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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