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遇刺之谜：刺客究竟属于哪一方势力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其中，党内“左右派”之争尤烈，右派对廖仲恺的不满与日俱增。最终，仇恨左派的“阴谋家们”，在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议之后，于1925年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将廖仲恺刺杀。“廖案”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

廖仲恺的危机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廖仲恺不仅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更深陷派系纷争的漩涡之中。他因何被刺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

廖仲恺剧照

面对“廖案”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鲍罗廷作出两个判断：其一，他认为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国内外状况和苏联刚成立不久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可以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其二，“现在孙文不在了，廖仲恺逝世，胡汉民无实权，汪精卫不得力，蒋介石因为没有经验经不起考验，于是鲍罗廷下了决心，要使广州的革命事业受他直接而公开的指导”。(三石善吉《廖案与鲍罗廷的战略》)基于此，鲍罗廷决定分两个阶段将国民政府内部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从某种意义上说，“廖案”恰好给予鲍氏一个绝好的机会。

其策略的第一阶段是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亦即提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然而，所谓的特别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简而言之，便是苏联h·k·(cheka，中译名为“契卡”)的中国版。“契卡”的正式名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怠工行为人民委员会议会的特别委员会”，后改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鲍罗廷希望将特别委员会打造成“革命之剑”，以此来捍卫新生的广州国民政府。

其策略的第二个阶段便是提议在“廖案”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立即按名单逮捕反对“容共”政策的右派政客。对此，邹鲁回忆说：“特别委员会看了这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么拿办。他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但最后，特别委员会还是判定胡汉民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却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责令其赴苏联“考察”，实为政治流放。

综上所述，在鲍罗廷的积极干预下，“廖案”不仅成为其反击右派的口实，更奠定了此后汪精卫主党、蒋介石领军的权力架构。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他和孙中山的相继去世，使得国民党告别了相对稳定的“孙中山时代”，走进了充满变数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