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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晚年遭斯大林软禁?许多细节表明有人似乎想图谋不轨

社会事件 发布日期: 2021-04-02 浏览:

原标题:列宁晚年遭斯大林软禁?许多细节表明有人似乎想图谋不轨

1924年5月,苏联高层在重要的会议上讨论了一个极为关键而敏感的问题:是否要撤销斯大林总书记一职。值得一提的是,那会儿苏联的这个职位跟如今还不同,所谓“书记”当真是记录工作与会议内容的书记员,手中并没有多大权力。而斯大林正是凭借他卓越的政治才华一步步掌握大权,一跃成为后列宁时代苏联政坛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他的崛起令不少人感到担忧,这其中就包括列宁

列宁晚年遭斯大林软禁?许多细节表明有人似乎想图谋不轨

1923年3月,列宁遭遇第三次中风,严重到无法起身走路、无法说话的程度。此时,苏联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已日趋白热化,临近政治生涯终点的列宁存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列宁自知有心无力,他开始为苏联的未来考虑。我们之前所说的有关斯大林职位的问题,也正是出自这番考虑之中。在此之前,列宁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给大会代表的信》的文件,随后又对该文件进行多次补充。他在这封信中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指出了诸多问题,学者们在解读的过程中不由感到毛骨悚然:当时苏联高层内部的暗涌,似乎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可怕。

列宁在《给大会代表的信》中提到了6个关键人物,除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外,当时权势十分显赫的“政治双胞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头号思想家”布哈林也赫然在列;除此之外,列宁还提到了皮达可夫,此人政治手段过硬,却又太过依赖政治手段,潜力很大,缺点也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家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后者的权力扩大得很快,但托洛茨基仍占据上风。作为列宁之后的二号人物、苏联红军的创建者,声望极高的托洛茨基可谓是占尽优势。此时,列宁的“政治遗嘱”又凭空添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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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信中提及斯大林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斯大林同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些权力,我没有把握。”他在言辞中明确提出了斯大林的性格问题,首先承认了后者能力卓越,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职务,但这样的性格“是不可容忍的”。列宁因此建议其他同志仔细思考,另选一个人出任这个职务,在能力上不必非要比斯大林强,但有一点必须彻底改变,那就是接任者务必“较为耐心、谦恭有礼貌且能够关心同志”。

在最初的信中,列宁只是对这个问题提了点建议,剩下的一笔带过,并用几乎同样的笔墨对另外五位高层领导作出了评价,直接明了地指出了他们各自的优缺点。然而,在随后的补充中,两人的矛盾似乎有所激化。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对信的补充中用到了这样的措辞:“斯大林同志太过粗暴……这一点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防止分裂来看,这不是小事,甚至可能成为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还不算,1923年3月5日,列宁在口授给斯大林的绝密信件中指责斯大林辱骂他的妻子,提出“反对我(指列宁)妻子的言行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并提出要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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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似乎朝着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列宁的信件也由“政治遗嘱”奔着与斯大林个人恩怨的方向去了。不少学者认为,列宁故意用听起来严重到无法挽回的语态挑明这些问题其实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据说在1923年初,他曾在获得医生准许的情况下口授一封比较简短的信件,斯大林得知后大为光火,两人险些为此事闹掰。有人认为,虽然斯大林名义上是列宁的监护人,实际上把列宁控制了起来,不让他发表自己的观点。此时,列宁曾希望与托洛茨基结盟,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到:“我不怀疑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全票通过的决议。”他希望能够通过激化矛盾的方式摆脱控制。

无独有偶,20世纪30年代,当托洛茨基从斗争中落败后,他也以“列宁遗嘱”为依据向斯大林猛烈开炮,首先抨击对方大搞个人集权主义,其次提出斯大林的权力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另外,赫鲁晓夫也曾在他著名的“秘密报告”中提到相关内容,甚至在重要的高层会议上,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读出了信件的内容,引发了激烈的轰动。列宁与斯大林两位苏联政坛巨人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没得跑了,然而,我们对一些历史细节稍作研究,真相似乎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转折。

首先,赫鲁晓夫对“遗嘱”内容的得知,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便是托洛茨基;然而,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也并不坚定,甚至都不能被当成证据。早在1925年,激进的美国政治分子马克斯·伊斯门写了一本名为《列宁逝世以后》的书,他不知从何得知了许多苏联高层的秘密并将它们公诸于众。该书一经问世,托洛茨基便立刻站出来进行言辞激烈的批评,他称伊斯门整本书都在撒谎,尤其是提到列宁所谓的“政治遗嘱”时,托洛茨基更是明确表示,根本就不存在啥遗嘱。

托洛茨基此时的态度代表了绝大多数苏联高层领导,他们认为,鉴于紧张的局势,不少人将列宁逝世前的一些信件和文章强行捆绑在一块,无中生有地形成了所谓的“政治遗嘱”。然而,他们认为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列宁对这些文章和信件的态度,就是要把它们和政治挂上钩。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托洛茨基的态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但言之凿凿地提出“政治遗嘱”确实存在,还激烈地批判斯大林的行为有悖于列宁“集体领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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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人们在寻找能够揭开那段历史真正面目的蛛丝马迹时,意外发现了这样一幕:1922年12月25日,列宁的健康情况迅速恶化时,斯大林专门与加米涅夫、布哈林召开紧急会议并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无权强迫领袖沉默,但需要谨慎、预防不测和保持最大限度的安宁。此时的列宁身体状况极差,为了最大程度上保障领袖的身体健康与情绪稳定,应当尽量避免外人进行探视,但每天要至少保障领袖10分钟的口授时间。列宁第二次中风以后,高层决定尽量减少他与政治问题的接触。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秘书德里佐对此事做过详尽的讲述:1922年12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了这一点,并在随后几天内多次对列宁谈及政事。12月22日,列宁病情骤然加重,当斯大林了解一切后,当即怒斥克鲁普斯卡娅,言辞十分粗暴。直到次年3月,当列宁得知此事后立刻坚持要求斯大林道歉,实际上,根据克鲁普斯卡娅所说,“问题早已顺利解决,我已经忘记了一切”,她也早与斯大林和好。不少学者认为这才是“绝交”一事的真相,有人别有用心地借助这封信夸大列宁与斯大林的矛盾,似乎有断章取义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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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在进行长达700页的资料研究后,提出这样一种假设:所谓“列宁信件”有没有可能是被伪造出来的?虽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政治家对“遗嘱”的真实性从未有过怀疑,但结合历史来看,信件中许多内容的出现显得十分突兀。举个例子:我们在之前提到过,1923年3月,列宁对斯大林辱骂其妻子一事提出强烈谴责,坚持要求斯大林道歉并提出要断绝关系,然而实际上,列宁的私人秘书玛利亚·沃洛季切娃、莉季娅·福季耶娃以及德里佐都在回忆中提到了一点:几乎同一时间,饱受病痛折磨的列宁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曾拜托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务必私下向斯大林求助,请求后者一定要弄到一些毒药,以“结束痛苦”。这本应被视为列宁信任斯大林的证据,然而它如今反而成了一个历史迷题,甚至有人提出“毒杀”的阴谋论。

其实,那段历史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也并非完全无法理解。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因为尝试粉碎个人崇拜而备受赞誉,为了走出前任的阴影,他故意夸大某些问题,甚至不惜断章取义、歪曲历史,其实也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这些信件的公开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并让斯大林的个人形象大打折扣,这大大加快了赫鲁晓夫打击个人崇拜问题的工作进程,却在无形之中动摇了苏联人民的信仰和国家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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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当撤换斯大林的问题被提出后,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选择支持斯大林继续担任该职务。化险为夷之后,斯大林也凭借他卓越的政治才华登上权力之巅,最终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所谓“存在即合理”,或许这些问题无关对错,历史总会替人们做出最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