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安徽省桃岭乡张湾村的老苏就背起了背篼和柴刀要出门砍柴了。

走到水库边时，他看到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挂着一只奇怪的黑色盒子的中年男人。

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外乡人了，老苏好奇地走上前去跟男人打了招呼：“同志，你从哪来的？”

“同志，真是一个富有年代感的称呼。”中年男人这样想着，他告诉老苏自己从北京来，要去张湾小学办点事，还问老苏张湾小学要往哪边走。

老苏一听男人是从北京来的，瞬间态度恭敬起来，这可是首都来的客人，不能怠慢。他详细地给男人指了一条去张湾小学的路，然后转身上山砍柴去了。

此时的老苏还不知道，这个男人将改变他女儿的命运。

“大眼睛女孩”

男人叫解海龙，是一名摄影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先后斩获了600多项大奖，是摄影圈里有名的“获奖专业户”。巅峰时期，他一周之内连拿三个一等奖。

解海龙喜欢拍一些体现社会正能量的照片，一度以为拍这些就是摄影的真谛。

但老师刘加瑞却狠狠地批评了他：“你总是拍这些甜甜美美的照片，你不觉得它们流于表面、缺乏深度与思考吗？一昧地为了出名而拍照，那这还是摄影吗？”

解海龙第一次对摄影的本质产生了疑惑，开始思考什么才是好的作品？

一次偶然的机会，解海龙和朋友一起去农村采风。傍晚时分，他看到一个孩子点着一盏煤油灯，坐在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看书。尽管学习条件很艰苦，但孩子的眼神十分明亮，眼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

这一刻解海龙真正悟了，作品本没有深度，是它们背后的故事有深度。自此，他萌生了拍摄落后地区教育情况，从而让更多人关注山区教育的想法。

之后他到过很多地方，因为没有相关身份，大多数老师和家长不同意他拍，觉得他不怀好意，令他十分沮丧。

直到1991年3月，解海龙在北京王府井一家书店门口看到了一行字：“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帮助一少年”。

询问书店老板后他才得知，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一项名为“希望工程”公益事业的宣传语，目的是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

他兴奋地意识到，自己苦苦追寻的机会来了。

解海龙迫不及待地找到相关负责人，恳请他让自己以志愿者的身份去贫困地区拍摄。恰好青基会正愁没什么志愿者去推动“希望工程”，双方一拍即合。

不久，解海龙便孤身一人踏上了拍摄落后地区教育现状的旅程，来到了安徽省桃岭乡张湾村。

这是坐落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村子，由于没有通公路，最近的县城离张湾村也有几十里路，他走了很久的山路才到，疲惫极了。

可当解海龙看到河边有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时，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热情地跟孩子们打招呼。得知他们要划船去对岸上学，他连忙跳了上去。

孩子们对这个拿着一个黑色盒子的陌生叔叔很好奇，围在解海龙身边问这问那。解海龙告诉他们“黑色盒子”叫照相机，按下快门咔嚓一下就能把他们的样子拍下来。

人群中一个小姑娘一直怯生生地看着解海龙，不好意思说话。他主动给小女孩打招呼：“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姑娘？”

女孩说了几句方言，他听不懂，只好让小姑娘用笔把名字写在自己手掌上。女孩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可字迹很快就被解海龙的汗水弄模糊了，他只看清女孩姓苏。

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解海龙才知道女孩叫苏明娟。

后来两个人聊到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解海龙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已经记不太清了。

但苏明娟却一直记得每一个细节，她说：“那时从梅山镇到桃岭要先坐船到梅山水库下，再走十来里山路。我和同学一起去上学，走过码头，正遇上他从码头下船。我才一年级，长得又矮小，落在最后面，解叔叔走着走着就注意到我了，跟我到了张湾小学。”

下船后解海龙又跟着孩子们走了近一个小时山路才到达张湾小学，孩子们兴奋地冲进教室，他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了。休息了一会儿，解海龙走进门，抬起头打量起了这间所谓的教室，瞬间呆滞。

这哪是教室？不过是一间破败不堪，四面透风的祠堂罢了。教室没有窗户，料峭的春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解海龙下意识拉紧了衣服的拉链。

他了解到学校穷到根本买不起玻璃，假如用塑料膜当窗户又会影响光源，对孩子们的视力不好。所以，张湾小学多年来一直没有开窗户。

教室里没有桌椅板凳，两块板砖上放着一块大大的木板成了孩子们的桌子，几块板砖拼在一起就是他们的凳子。

看到这里，解海龙的鼻头酸酸的。他告诉老师自己只是来拍一拍孩子们，让老师不用理会他，继续上课就行了。

解海龙想要拍一张体现山区儿童在艰苦环境下用功读书的照片，发现每个孩子都很用功，一时间不知道要拍谁。

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小女孩抬起了头，她穿着一身打满了补丁的红色格子衣服，手上拿着一支铅笔，头发有些蓬乱。但女孩的眼睛没有看向解海龙，而是越过解海龙看向了他背后的黑板。

那是一双充满了求知欲、充满了坚定信念的眼睛，女孩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却在告诉解海龙：“叔叔，我想读书。”

解海龙感觉心突然揪了一下，他从没见过这样一双眼睛，于是赶紧拿起相机将这一幕纪录下来。拍完之后他才发现，她就是之前在船上的那个小姑娘。

解海龙没有在桃岭乡滞留太久，拍了张湾小学的几十张照片后就和孩子们道别离开了。全国各地还有无数个像苏明娟这样的孩子正等着他去拍摄，去帮助。他去了许多山村学校，看到过许多孩子。

在河南省商城县苏仙石乡，解海龙看到年仅14岁的小姑娘杨永香毅然决然地把好心人的捐款给了11岁的妹妹杨永贵。因为这笔钱只够一个人读书，她想把接受教育的机会让给妹妹。

破旧的小屋门口，妹妹哭得歇斯底里，可姐姐还是故作坚强地没有回头。

在河北省滦平县拉海沟乡，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孩子们依然在四面漏风的校舍里学习。冷极了他们就把手放到火炉上烤一烤，但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黑板。

解海龙还到过山东到过青海到过西藏......1年的时间里他走过了12个省、100多所学校、两万多公里路程，他拍了整整70个胶卷的照片，包括几万名孩子。

每当回忆这一年来的经历时，他总会想起苏明娟的那双眼睛。

1992年，解海龙带着照片回到了北京。他将这组被命名为《我要读书》的照片交给了青基会，希望他们代为发表。

青基会负责人一眼就看中了苏明娟的照片，他兴奋地拍了拍解海龙的肩膀：“你拍得太棒了！我要把这张照片放在头版！”

后来他又陆陆续续选了些照片，最终有四十张照片被青基会选中。

照片一经发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明娟渴望学习的那双大眼睛更是打动了无数国人的心。

当年4月，这张照片被选为了“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全国各大媒体争相转发。“大眼睛女孩”一夜成名，越来越多的人注意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姑娘，她的生活轨迹也因此被改变。

苏明娟的逆袭

1983年，苏明娟出生在安徽省桃岭乡张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拂中华大地、人们纷纷开始跑去沿海做生意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张湾村却像与世隔绝了一样，村民们还是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这里没有商店，没有工厂，没有公路，也没有希望。

苏明娟的父母一年四季都在劳作，可张湾村的耕地面积十分稀少，就算他们拼了老命，农作的收入也只够吃几个月，如果遇到年景不好收入会更少。

图片源于网络

因此苏父不得不起早贪黑砍柴补贴家用，有时候还要深夜去田里抓鳝鱼，第二天再去县城卖掉换钱。

苏明娟每学期一百多元的学杂费，成为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每年临近开学，总是苏父眉头皱得最紧的时候，苏明娟随时面临着失学。

张湾村唯一的学校离苏明娟家特别远，她每天早早起床，先和小伙伴们一起划船过河，然后走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学校。

即便如此，苏明娟依然坚持学习。父亲告诉她读书才能有走出大山，不然要跟他一样一辈子在小山村里过着穷苦的生活，父亲的叮嘱她始终牢记在心。

可以张湾村的条件，孩子们只能学会最基础的读书写字，只有成绩好的孩子能去县里读中学，要想更往前一步就是奢望了。

原因很简单，穷，山区家长思想落后。大多数家长宁愿送孩子们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也不愿意花钱让他们多读点书。在他们眼里，与其花钱接受教育，不如早点干活补贴家用。

苏明娟曾说，如果没有解海龙的帮助，她可能最多读到高中。

她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实际上在解海龙走后不久苏明娟就失学了。那几年年景不好，苏家连养活姐弟俩都成了一件难事，更别说每学期拿出一百元钱供苏明娟读书了。

幸运的是，校长带着一百元钱来到苏明娟家里，表示有个好心人要资助苏明娟读书。

对方叫李万，是湖南长沙一所军事院校的学员，他看了关于苏明娟的报道后决定帮助她。

可捐款的过程并不顺利，他求助了很多人才知道苏明娟读书的学校，最终通过校长才将钱转交给了苏明娟。

尽管李万的津贴不多，但他还是省吃俭用，坚持每学期寄一百元供苏明娟上学，一直到她小学毕业。

李万很担心苏明娟把钱拿来补贴家用，因此一有空就给她写信，鼓励她努力读书。

校长说完，苏明娟大哭了一场。对很多人来说一百元钱可能是一笔小钱，但对她而言这是一笔救命钱，自己终于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另外，李万的信对她作用很大。她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至今还留着这些信，它们是她艰难岁月里莫大的精神支柱。

后来，苏明娟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很多笔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但她却没有收下。苏父认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帮助，他能养活苏明娟姐弟了，不能再收钱。

征得捐款人的同意后，苏明娟将钱如数捐给了“希望工程”。

苏明娟一直勤奋学习，1996年解海龙到张湾小学回访时，她已经成为了少先队长。

2002年，苏明娟考入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对于她这样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孩子来说十分不容易。

2005年，苏明娟经过层层筛选，成功入职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她的人生走入正轨。值得一提的是，该行行长告诉她特殊的身份不会为其带来便利，只会让同事们对她的要求更为严格。

苏明娟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想过利用那张照片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取便利，她始终将自律作为人生信条。

2017年安徽省共青团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苏明娟当选安徽省共青团副书记。

苏明娟的报恩

然而这份成就和荣誉没有冲昏苏明娟的头脑，让她就此飘起来。她很清楚能走到今天，全是因为当年的那张照片，还有社会各界以及“希望工程”的帮助。

她始终怀着一颗感恩而谦逊的心，说：“我是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会一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2018年，苏明娟拿出3万元积蓄，成立“苏明娟助学基金会”，用来帮助那些和曾经的自己一样上不了学的孩子。

实际上，这不是苏明娟一家第一次回报社会。

苏明娟年初中时，苏父苏母在保证她学费和生活费足够的情况下将多余的钱捐赠出来，帮助其他贫困孩子。或许正是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众多热心人士的感召下，苏明娟才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

上大学后，国家承包了苏明娟的学费，所以她主动提出将“希望工程”每个学期发给自己的900元生活补贴转让给有需要的学生。

苏明娟认为自己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可以赚取到足够的生活费，其他贫困生比她更需要这笔钱。

大学期间，苏明娟是学生会的组织部长，有一年暑假她带着学生会的同学们去金寨的一个贫困村支教。

看到学校的校舍跟自己读书的时候一样破败，苏明娟心里五味杂陈，更加坚定了她要跟随者前辈们的步伐，投身公益事业的决心。

入职银行的第一个月，苏明娟把全部工资捐献给了“希望工程”。

此后的日子里，她每年会捐出1000元做公益事业。

即使她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压力大了许多，捐款依然没有中断。因为她自己就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希望能够帮助到千千万万个和曾经的自己一样的孩子。

自1989年10月立项以来，“希望工程”累计募捐超过100亿元，资助建设18000多所希望小学，帮助了近500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适龄儿童继续学业。

其中大多数得到捐助的孩子和苏明娟一样，事业有成后自己也投身到公益事业中。或许就跟苏明娟说的一样，“淋过雨的人，总会想着给别人撑伞”。

社会上的好心人们通过“希望工程”在他们最艰难的岁月伸出了援手，所以他们才会更加希望通过公益事业帮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